在秦统一中国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 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 ，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 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 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 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 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去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 流，据《汉书》记载，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 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 ，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统治阶级到全国 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 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 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 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 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 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 “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 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 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早已开始。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 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 佛像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 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 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 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 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 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 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据《汉书·地 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这为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 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 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 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出使，张骞 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 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 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 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 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 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 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
　　以上这些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 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